在小贷公司热得发烫的当下，广利恒之死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标本。

为了抢试点名额，一批“拉郎配”而来的股东凑在了一起，但他们却争相将小贷公司变成自己控制的融资平台。股东们的资金使用权争夺战，导致公司解散，最后连牌照也未能保住。

2013年11月，作为浙江省第一家解散的小额贷款公司，广利恒公司的清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这家公司2009年底成立，存在时间不足3年，却一直深陷股东之间斗争，因为他们都希望能从这里拿到更多贷款。这些股东当初都是“拉郎配”而来，激烈的分歧导致最后进入清算，即使政府再次深度介入，依然无法挽救这家小贷公司的命运。

讽刺的是，南方周末记者拿到的《民事判决书》显示，到最后，为了按时还欠银行的几百万元，广利恒甚至不惜借高利贷还款。

在小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当下——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小贷公司6080家，其中仅2012年就新增了1798家——广利恒之死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样本。

“拉郎配”背后的隐名协议

为了迅速地成立公司，发起人把一些人拉在了一起作为股东。为了让股权结构符合相关规定，股东们之间签订了隐名协议，为两派股东争夺控制权埋下伏笔。

“想起来就心痛。”2013年11月中旬，再次说起广利恒的解散，邵燕芳的眼神变得游离。她是这家小贷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也是后来对公司控制权进行激烈争夺的两方中的一方。

事实上，这个注册资本8000万，存在不足三年的小额贷款公司，产生利润两千多万。公司正常经营其实只有一年半时间，利润大多是在这个时段产生的，此后，这个盈利能力并不差的公司就因为股东分歧和管理混乱陷入崩溃。2013年3月27日，浙江省高院作出解散公司的终审判决。

邵燕芳是在2009年底成为股东的。当时，广利恒发起人邵福林——也是日后两派股东中的另一派——找到她，谈租用其办公楼作为广利恒办公地的事。其间，邵福林热情邀请邵燕芳投资入股。

此前，他们二人已经有过多次合作建房和相互借钱的经历。

“我曾经为邵福林公司建过房子。他每天到工地很早，检查仔细，付款时精打细算。”邵燕芳说。多方证据显示，二人间也早有借贷往来。“有些时候，借条都不打。”

因此，当时面对邵福林的邀请，邵燕芳几乎是一口答应。双方还有一个共同目的，“二三年后，小贷公司可能转为乡镇银行。”

不只是他们，对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来说，转为乡镇银行，是他们共同的期待，也是他们投资的动力之一。

当时，正值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所在的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希望成立一家小贷公司，以帮助区里中小企业解决短期融资困难。他们向浙江省申请到了一个小贷公司的试点名额。

金东区副区长王建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区里慎重考虑了发起人的事情，但一些更有实力的发起人对此都无兴趣。他们原本希望上市公司来做，但是，证监会的相关程序审批太复杂，时间上来不及，试点名额可能保不住。

最后，邵福林和他的恒辉铁塔公司被政府选中为发起人。王建国说，邵福林和邵燕芳在本地也算有实力的公司，每年交税几百万。“当年那个名额，省里有效日期是2009年底。过期作废，必须等下一批名额，所以公司要赶在2009年底成立。”

而按照浙江省相关规定，小贷公司的股东要非常分散。最后广利恒成立时，一共是4个公司和7个自然人。邵燕芳说，甚至有些股东互相不认识。

最初商定的是邵燕芳持股5%。但后来组建过程中，有一些股东退出，她又叫了两个朋友——楼晓红以及徐玲玲——加入，共同形成了这一派力量。

广利恒的股权结构，远比文件上显示的复杂。

因为浙江省的相关文件规定，小贷公司发起人持股不得超过20%，其他自然人和公司股东则不得超过10%。为了符合规定，广利恒的股东们之间签订了隐名协议。比如，南方周末记者拿到内部资料显示，楼晓红有10%的股份是以邵福林名义持有。

实际上，真实的持股情况是：邵福林持股20%，楼晓红持股25%，邵燕芳持股15%，徐玲玲以公司名义持股10%，剩下的则由几个自然人股东分散持有。

这也就是说，邵燕芳和其两位朋友实际持股超过50%。她解释说，“我的朋友资金雄厚。而邵福林当时的铁塔公司拿不出那么多钱。按规定公司最少注册资本要8000万。”

金东区工商局注册监管科科长张卓介绍，“因为是秘密协议，送批的时候看不出来。但这个持股格局，也为日后以邵福林和邵燕芳两派股东争夺控制权埋下伏笔。”

股东争夺资金使用权

股东们对资金使用权的争夺极其激烈，甚至导致小贷公司的业务进入一种奇怪的“割据”。后来，政府协调人员发现，这是因为股东们自己的资金链极其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想拥有这个融资平台的原因。

“成立半年时间，公司初期表现不错，我们也没从账面上发现问题。”张卓说。

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半年光景后，原本公司请的专业经营团队便纷纷离职。邵燕芳透露，当时公司总经理曾是银行行长，多次到她那投诉邵福林干扰存贷业务，指定一些贷款对象。

“股东直接干预经营的行为，导致了广利恒的崩溃。”张卓说。公司总经理辞职，让张很是惊讶。他曾经去找对方询问，对方告知，因为股东强势干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形同虚设，已经陷入股东掌控的阶段。

不过，股东之间并不和睦。

邵燕芳说，股东们都有给人担保到公司贷款经历。她也曾介绍一位朋友来贷款300万，最终被邵福林否决，最后只能以私人名义借钱给朋友。这种专断让她和另外股东不满。

矛盾的真正激化始于2011年初。因公司股东会增资，股权结构比例上他们产生了分歧。作为主发起人“浙江恒辉铁塔制造有限公司”，邵福林要求实施优先增资权利，即提高主发起人的控股比例。

邵燕芳这一方则不愿意，“因为股份涉及分红等权利分配。我们要求增资前，必须让隐藏的股份公开出来，才愿意增资。但对方不肯。”

张卓介绍，双方之所以达不成协议，既是因为隐藏的股份难上台面，也是因为双方开始了对公司所有权的争夺。

此后，公司股东先后在经营模式、主要岗位用人、放贷对象上都出现了严重分歧。

王建国记得，他曾到小贷公司调研时提出要关注“三农”产业——这条件是公司年底能否评优的依据之一。“小贷公司要想转乡镇银行，必须连续三年评上优秀。”而后，公司股东会上，邵艳芳这一方提出要将贷款向“三农”倾斜，但提议被否，邵福林说又不是做公益。

分歧几乎发生在一切方面，公司后来只能采取“包收包贷”——股东对各自名下的贷款额度负责，包收包贷，并对各自有关的贷款追加担保。

邵燕芳记得，2010年下半年，公司争吵不休。于是各自认领贷款额度，想分清任务。“所有贷款清算下来，记在邵福林名下的有5600万，我、楼晓红和徐玲玲名下的1000多万。邵福林提拔的总经理名下1000多万。”

南方周末记者随后联系邵福林核实相关情况，他称在国外，拒绝了采访。

不过，一位知情人表示，邵福林的5600多万中，包括一些正常借贷款项。

包收包贷，邵燕芳称此举是不得已，为了保住己方4000万的本金。但在政府协调人员看来，这一结果是股东争夺资金使用权导致。

股东包收包贷，让这家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割据”状态。

2011年10月，在邵燕芳等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邵福林从广利恒公司取款两千多万，挪到其恒辉铁塔公司，成为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银行通知了公司出纳，出纳是楼晓红派去的。我们才得知。”邵燕芳称，这让她们感到恐慌，邵福林从公司随意拿钱，绕过正常财务手续。“我们的资金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她们迅速提出质疑。第二天，公司说这笔钱用于分红。“明明是挪用公款，被发现后，想了个分红的名义。”邵燕芳和楼晓红等三人拒绝领取分红款以示强烈抗议。

围绕着公司资金权的争夺由此日益激烈，最终导致邵燕芳等后来告上法庭。

后来，政府协调人员发现，不管是邵福林私自转移资金到自己公司还是邵燕芳等股东拖欠贷款，都是因为资金链紧张。金东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李微称，查封邵燕芳公司和私人账户七八个，上面现金不超过30万。可见其资金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想拥有这个融资平台的原因。

“控风险”与“保壳子”

监管此类公司存在诸多困境，例如由工商部门管理，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

股东间的对峙，引来了金东区政府的深度介入。王建国说，“因为这个试点是跟区政府工作挂钩的，不得不管。”

2011年5月，为确保资金的安全，金东区政府成立协调小组。针对公司权力“割据”状况，小组要求公司有关股东在5月10日以前，将以“包收包贷”形式发放的贷款（主要指股东间接发贷到股东关联单位或个人的贷款）全额收回，进而进行内部规范。

但日子到了，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邵福林却因故未能及时到账，导致其他股东反应更大，政府第一阶段协调工作流产。

当时，金华市要求先控风险。张卓介绍，因为广利恒的贷款跟两百多家企业相关，金东区工商局走访这些企业，看贷款收回后会不会导致其破产。最后选定12家有问题企业，由政府牵线，让银行出钱保证其资金链正常运转。

另一方面，协调小组控制广利恒的账户。小组与中行达成约定，广利恒在中行的开户账号作为收缴逾期账款的专户，只进不出；将回笼的逾期款项全部打到中行指定账户，不得擅自动用，以此控制小贷公司的回笼资金风险。这些收入基本用来偿还银行的3600万融资。

当“控风险”目标达成之后，政府的目标变成“保壳子”——保住这个试点公司。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能让股东们就股权归属达成一致。

2011年7月，作为主发起人的“浙江恒辉铁塔制造有限公司”联合部分拟收购股权的单位，向小贷公司股东（主要为浙江正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邵燕芳、浙江新华建设有限公司徐玲玲、楼晓红个人）提出股权转让要约。拟以1∶1.5的比例（含未分配利润）收购57.5%的股份。

此时，邵燕芳等股东提出公司此前分红，她们没有拿。于是邵福林等股东决定在原来收购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500万元，并基本达成意向。

随后，因500万的分配比例问题以及金华市中行融资担保问题等因素，谈判再次陷入僵局，邵燕芳等人提出转让前提是消除广利恒向中行融资借款中涉及她们的2000万元担保。

协调小组与银行方多次协商，中行2000万元的担保在由受让方提供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书作撤销保证，并由邵福林向转让方提供反担保前提下，终于同意提前撤销。

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个问题，又碰上了新问题：因为楼晓红的57万元分红税款的承担问题以及2011年9月的后续分红（即谈判期间的经营分红）问题，转让方案再次“流产”。随后提出的第三方收购也不了了之。

张卓几乎参与了全程调解。当最后时刻因为57万元导致功亏一篑时，他“简直不敢相信。那么大笔钱都谈好了，却因为这点钱而流产”。他当时急得提议，自己承担这笔费用，但最终还是失败。

协调小组向政府汇报称，股权转让谈判期间，主发起人“浙江恒辉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提出在相同的条件下邵艳芳等人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实施反收购，但被收购方因考虑到现小贷公司的逾期贷款较高的状况，谈判失败。

“现在看来，双方都是斗气了。根本不愿意让对方得到公司。”张卓认为。

2012年7月，邵燕芳等股东向法院起诉，法院判令解散广利恒。随后，广利恒公司不服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3月27日，浙江省高院作出解散的终审判决。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的地方政府向高院的一份申请显示，地方很希望能保留广利恒这块牌照。但最终，牌照还是没能保住。李微介绍，目前，清算过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贷款追回情况比较顺利，只差六百多万没有到账。

“回看广利恒事件，就像一场闹剧。在全国银根紧缩情况下，既伤害了地方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又失去了宝贵的试点牌照。”张卓称，“反思该事件，小贷公司成立时，选人便存在先天不足。两拨人都因为私利想将公司变成自己的融资平台。不按公司经营规律办事。”

“这个各方皆输的局面，不仅是金东区，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张卓发现，监管此类公司存在诸多困境，例如由工商部门管理，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亦没有监管机制来制约小贷公司。他认为，这不仅是广利恒，也是全国小贷公司面临的问题。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陈宁一 ；来源：南方周末 ）